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趴在服务站的工作台上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显示“社区居委会”。接起电话，那边的声音带着焦急：“许师傅，您快来吧，李阿婆在家中离世了，她女儿在外地赶不回来，就信您”。挂了电话，我摸向脸颊，眼下的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，昨晚给逝者化妆到凌晨，现在眼睛还发涩。衣柜里，件粉色的小学生校服还没洗，领口沾着点墨水——是女儿早上上学时穿的，出门前她还说“妈妈，别再去‘那种地方’了”，声音里带着委屈，像根针扎在心上。
我这才惊觉，自己变成了许静。
梳妆台的镜子前，摆着三样“生存道具”：女儿的照片，背面用铅笔写着“妈妈是英雄”，是她偷偷贴的，边角有点卷；殡葬服务规范，第3条被红笔圈着：“尊重逝者意愿，拒绝‘流水线式’服务”；还有张同行张老板的“恶意报价单”，上面写着“低价签单，后续加钱”，是昨天从服务站门口捡的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——上次给夭折的小乐乐整理遗容，孩子妈妈哭着说“谢谢你让她像睡着一样好看”，可转头就听见邻居议论“离她远点，晦气”，那些话像冷风似的，吹得人心里发寒。
凌晨4点半，我提着工具箱赶往李阿婆家中。老人住在老小区的顶楼，没有电梯，我爬楼梯时，工具箱里的化妆刷轻轻碰撞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打开门，一股淡淡的旧居味扑面而来，李阿婆躺在藤椅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腿上，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衫，眼睛闭着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我轻声说“阿婆，我来了”，然后拿出温水和软毛巾，一点点给她擦拭脸颊——动作轻得怕碰疼她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怕刮到老人的皮肤。刚把她的银发梳整齐，门突然被推开，张老板闯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套廉价寿衣：“家属呢？我这寿衣比她这便宜一半，签单还送花圈！”
我下意识挡在李阿婆身前，声音有点发颤却很坚定：“李阿婆的女儿说了，要给阿婆穿她最爱的蓝色旗袍，我已经帮着改好了。您要是想做生意，就去尊重逝者的地方，这里不欢迎‘随便应付’的服务。”他的脸涨得通红，骂骂咧咧地走了，临走时还撂下句“你等着”。我摸着李阿婆冰冷的手，突然想起去年母亲离世时的场景——也是我亲手给她整理遗容，那时才明白，“送最后一程”不是“晦气”，是给生者留念想，给逝者留体面，就像给生命画下一个温柔的句点。
上午10点，李阿婆的女儿赶来了，一进门就哭倒在灵前：“妈，我来晚了”她哭到缺氧，我赶紧从包里掏出薄荷糖，剥了颗递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