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见，怕被说“扛不住压力，不适合当主任”。
刚贴好膏药，办事大厅就传来争吵声。一位穿红色外套的家长拍着桌子哭闹：“凭什么我家孩子不能进重点小学？你们就是看人下菜碟！我邻居家有关系，孩子就能进，我家的就不行！”高建明赶紧走过去，先给家长递了瓶水：“您别激动，坐下来慢慢说，我帮您看一下情况”。他拿出学区划分文件，翻到对应的片区：“您家房产在学区边缘，今年因生源超额，按政策需调剂到相邻的阳光小学，那边的师资和硬件都不差，跟重点小学是联盟校，教学资源共享”，又补充道：“我帮您对接阳光小学的招生老师，您可以先了解下学校情况，再做决定”。
等家长情绪平复离开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颈椎贴也因动作幅度大掉了一半。他的抽屉里，藏着本“争议处理笔记”，某页用铅笔写着“遇到家长情绪激动，先递水再解释，别激化矛盾；多讲政策依据，少讲官话套话”，旁边画着个小笑脸，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扫街时捡过他扔掉的材料草稿纸，揉得皱巴巴的，上面用铅笔标着“今日拒绝托关系请求3次(老同学1次，亲戚2次)”“帮特殊困难家庭协调入学2例(单亲妈妈1例，留守儿童1例，需跟进后续材料)”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他在教育局门口给一位拄拐杖的老人讲解入学政策，老人耳朵不好，他就凑到老人耳边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还把重点内容写在纸上，直到老人听懂为止。这种“对规则坚守到极致，对弱者心软到妥协”的坚持，曾让我蹲在长椅旁鼻尖发酸：原来有人把“招生办主任”当成战场，每一次拒请托都是对公平的守护，每一次帮弱者都是对初心的回望，那些看似刻板的规则背后，藏着比权力更沉重的“教育责任”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靠在大厅的柱子上打盹，梦里全是文件的翻页声与家长的咨询声。月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像极了他笔记本上的字迹。
二、政策文件旁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
再次醒来时，颈椎传来阵刺痛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趴在高建明的办公桌上，面前的电脑还亮着学区划分草案，手机在裤兜里震动不停，是凌晨6点的消息提醒——分管副局长的工作提醒“今天上午9点开学区划分研讨会，把调整草案再核一遍，重点核对新增小学的覆盖范围，别出疏漏”、表哥发来的私信“建明，我儿子想进三中，你帮着打个招呼，我已经在你家楼下了，带了点土特产，都是你爱吃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