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万吨之间浮动。
这其中，需要完成的国家征购税粮。约占总产的两成，即一百七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吨。
这部分是雷打不动，必须优先保障的，关系到国家大局和前线稳定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更加沉重：“而在这些税粮中，根据北平要求，我们需要支援朝鲜前线的粮食，约占税粮总额的三成，
即约五十万吨。这是政治任务，一斤也不能少。”
他在纸上划下重重的一笔。
“扣除这五十万吨，省里真正能用于自身运转的，就只剩下一百三十万吨税粮。”
然后，他开始在这可怜的一百三十万吨上，进行切割：
“第一，全省六百万城镇人口的口粮，按照最低供应标准既每人每月三十斤，每月需约九万吨，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吨。这是维持城市不乱的底线。”
“第二，必不可少的战略与救灾储备，我们至少要硬挤出十万吨，这已经是极限压缩。”
“第三，省内驻军、大型厂矿、高等院校等特殊单位的供应，每年至少需要八万吨。”
他一项项报出，每报一项，那“一百三十万吨”的数字就萎缩一截。
最后，他抬起头，脸上凝重：
“一百三十万吨，减去城镇口粮一百零八万，再减去战略储备十万，再减去特供八万吨——各位同志，账算到这里，已经一分不剩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万五千吨的硬缺口。”
他双手一摊，看向陈朝阳，声音里充满无力：
“朝阳同志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
不是省里不支持，也不是我孙亚军抠门。
省里能动的‘税粮’，在保障了前线、城镇和基本储备之后，已经是零，甚至是负数。
我们是在靠极其紧张的调度和农村百姓的低标准自给，在勉强维持着平衡。
孙亚军这番基于真实家底、分毫毕现的剖析，浇在了刚刚统一思想的会场。
压力瞬间达到了顶点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朝阳身上，周明光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问题，而是一个关乎全省稳定与苏北未来、看似无解的死结。
陈朝阳迎着所有人的目光，缓缓站起身。
他深知这个数字的残酷，但也正因为算清了这笔账，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