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。
这时，一个稍微大胆些的中年村民扬声道：“王满仓，你这‘工分’是个啥说法？
俺们只听过去年有地方搞互助组记‘工’，可咱这还没整明白哩？你这治碱的‘工分’，咋个算法？真能换钱？”
这一问，直接把王满仓问住了。
他其实也只是在乡里开会时，模糊地听上级提过这个新词，说是以后搞生产建设的一种“记账”办法，
具体怎么折算成粮食或钱，乡里干部自己也说得含含糊糊。
此刻被当众追问，他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只能板起脸，用更大的声音掩盖自己的心虚：
“嚷嚷啥？上工就有工分，工分工分自然有工分的用处
这是上级的新政策，还有假？
现在跟你们说太多你们也不懂，总之，给国家出力，国家绝不会亏待你们，都给我把心放肚子里。”
他这番含含糊糊、色厉内荏的解释，非但没能打消疑虑，反而让村民们更加不安。
王老栓在角落里听着，心里更是凉了半截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最怕的就是这种“画在纸上的饼”，
听着好听，到头来能不能吃到嘴里，全是官府一句话。
这“工分”听起来，比从前地主打的白条还玄乎。
而此刻，蹲在人群外围的陈朝阳，眉头已经紧紧锁死。
他清楚地知道，“工分制”在历史上曾走过的弯路和其固有的弊端。
他本意是在汉东，结合工程实际，探索一套更合理、更透明的劳动报酬与物资分配机制，
或许可以借鉴“工分”的形式，但必须与实物、现金挂钩，确保公平。
然而，政策尚在研讨，基层为了完成任务，就已经开始生搬硬套、强行摊派，甚至做出了模糊的承诺。
“胡闹！”陈朝阳在心里暗骂一声。
这种粗暴、欺骗式的动员，是在透支政府的公信力，是在他宏伟蓝图的根基上埋下隐患的雷。
这时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挤到前面，带着哀求：“满仓叔，俺娃才满岁，离不开人，他爹已肯定要报名的，俺能不能”
“不能，”王满仓打断她，“这是死命令，每家出工的人数必须达标！
娃可以托给老人，没老人就带着娃上工地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！”
“带着娃上工地？那怎么行！”年轻妇女的声音带上了哭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