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典在深圳那几年，做过很多创业项目，无一例外都赔了钱。最早做跨境电商，做短视频代运营，还给海外的网红做过直播运营，哇，外国人的钱才叫一个难挣，好多主播收了他们帮忙联系的品牌样品，结果直播的时候又没给坑位，他们又不可能真的为了几个小样品特意跑一趟新马泰，他那时两眼一睁就倒欠品牌商成百上千的样品，靠着刷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地勉强维持生计。
后来网红经济这块他就不碰了，跟着人去做智能家居，产品渠道主攻线下客户，靠着超长的退货期来做口碑。但经济下行时期是没有铁饭碗的，他们当时合作的最大一家智能家居卖场突然倒闭，老板逃到国外，百万货款直接蒸发。
高典个人就垫了三十多万，这笔钱还是他爸妈抵押了老宅贷款贷来的，银行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催，如果下个月再还不上，可能就要拿小画城的房子去法拍，那时他爷爷已经去世，奶奶还健在。
她可能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为什么突然就不让她住了。
奶奶也不会反抗，循规蹈矩一辈子，不明白的事情太多。脚被裹过，后来叫她站起来走，她也能走。
她们跟不上社会步伐，却也能承受世界的骤然巨变，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，成为那些沉默的石头。
于是就在这个最走投无路的档口，他试着联系了人在芝加哥的俞津杨，那时他知道四一哥生意也不如从前了。
他当时其实也没想问俞津杨借钱，只是想问问他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，他只是很想念在丰潭的日子——
那时候被梁梅和朱小亮耳提面命地拎着学习和考试，盼着快快长大，快快成为家里的顶梁柱，但没想到人在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幸福，只有在痛苦的时候，才惊觉，我曾有过幸福的日子。
高典也没想到那个电话能打通，俞津杨出国还带了初中那张电话卡，除了在地下舞团打黑工最艰苦的那几年没能保持开机之外，后来他应试进了芝加哥某个著名机械表品牌的总部，就定时往里面充话费。
那天他刚和北美市场最大的机芯板材供应商吃完晚餐，其实不太愉快，在纯英文的交流环境中气氛都一度僵持，这种企业的老外一般不会轻易翻脸。但因为对方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，他们看不上中国市场，拒绝为中国开放与欧洲市场同等级别的特级机芯板材和定制化服务。
总部的eric一直坚持要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开启品牌定制化服务，但因为核心机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