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每一次重大决策进行着无声对话。
他看到了成功，也看到了曲折，看到了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，也看到了基层执行中的种种偏差。
这种以上帝视角复盘历史的感觉，让他对权力运行逻辑、政策制定的艺术，有了远超上一世的、更加深刻的理解。
而陈捷的谦逊与好学，也很快赢得了处里所有老同志的好感。
文稿二处的老张，是国内宏观经济史的专家，陈捷便时常拿着一些关于建国初期经济政策的资料，虚心向他请教。
“张老师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当年我们要在已经有了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基础上，还要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？这在客观上不是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经济结构失衡吗？”
面对陈捷这种学生气十足的问题，老张总是乐于解答。
他会从当时的国际环境、国内的赶超心态、以及领导人个人风格等多个角度，为陈捷细细剖析。
而陈捷总能在解答基础上，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“那您说，这种热情驱动的经济模式，背后反映的是不是一种我们民族性格深处，对于‘落后就要挨打’的历史焦虑？这种焦虑，在今天，是不是依然以某种形式，影响着我们的决策？”
这种举一反三、直指本质的追问，常常让老张这样的老专家都陷入沉思，继而对这个年轻人的悟性赞不绝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