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所见所闻，父亲倾家荡产的抉择，母亲临终的嘱托，客栈外那番石破天惊的听闻，还有那位神秘陈先生的话语，以及此刻庭院中这涌动着的、几乎要喷薄而出的热流千头万绪，哽在喉头，竟不知从何写起。
他闭上眼，定了定神，想起父亲曾讲解过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想起这一路看到的民生凋敝、军阀混战、列强环伺。他睁开眼，目光变得坚定，提笔在毛边纸上写下：“国家板荡，外侮内患，民不聊生。文渊虽年少，亦知匹夫有责。投身革命，矢志报国，非为个人前程，实欲追随先总理之号召，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，驱除鞑虏(此处沿用当时流行口号，虽清已亡，但象征意义仍在)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愿以满腔热血，铸就革命武力，扫除一切军阀帝国主义之压迫，使我四万万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。”
写罢，他仔细看了一遍，觉得虽文辞稚嫩，却是一片肺腑之言。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内容誊抄到正式的表格上。
交回表格时，那办事员粗略看了一眼，目光在“家学启蒙”和那段“革命认识”上停留了一下，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递给他一个写着号码的竹牌：“三天后，凭这个牌子来参加初试。考试地点在隔壁广东大学附属师范学堂的教室。别迟到。”
紧紧攥着那块小小的竹牌，谢文渊如同捧着无价之宝，走出了筹备处的大门。阳光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，但他心中却一片亮堂。三天！他还有三天时间准备！
接下来的三天，是谢文渊有生以来最为专注、也最为艰难的“备考”时光。他没有钱住店，依旧露宿街头，但白天，他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去处——广州文明路附近的文德楼一带，那里有一些书局和阅报栏。他整日泡在阅报栏前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广州民国日报、向导周报等报刊，努力理解着“三民主义”、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”这些陌生的名词，揣摩着时局动向和革命理论。饿了，就去捡些别人丢弃的食物，或者帮码头卸货的工人搭把手，换一个冷硬的饼子。
国文他还有些底气，父亲的启蒙和那几年在吴家偷空看书打下了基础。但算术却让他头疼不已，他只会些简单的账目计算，更复杂的部分只能临时抱佛脚，找来些旧算术书，蹲在路边用树枝在地上比划。体能更是他的弱项，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役，让他身体亏空得厉害。他只能趁着清晨无人时，在江边拼命跑步，练习俯卧撑，尽管每次都累得几乎虚脱。
三天后，谢文渊早早来到了作为考场的广东大学附属师范学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