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挺立的身影、母亲临终的嘱托，以及怀中那徽墨冰冷的触感，便会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支撑着他迈开下一步。他死死盯着前面同学的背影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不能掉队！绝不能！”
除了体能，队列训练更是对意志和纪律的极致考验。烈日下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，保持立正姿势，纹丝不动。蚊虫叮咬，汗水流淌，都不能有任何小动作。教官是严格得近乎苛刻的，多是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的职业军官，他们用鹰隼般的目光扫视着每一排、每一列，任何一点细微的失误——手臂摆动角度不对、步伐节奏不一、眼神飘忽——都会招来毫不留情的呵斥和惩罚。
“谢文渊！出列！”一次队列训练中，因为他转体时慢了半拍，被教官厉声点名。
他心头一紧，快步出列。
“原地俯卧撑，一百个！现在开始！”
谢文渊咬紧牙关，趴在地上，开始一下一下地做着。手臂因为之前的体能训练早已酸痛不堪，此刻更是颤抖得厉害。做到三十几个时，胳膊几乎无法支撑身体。汗水滴落在滚烫的土地上，瞬间蒸发。
“没吃饭吗！用力！战场上的敌人会因为你没力气就放过你吗？！”教官的怒吼在耳边炸响。
他低吼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继续支撑、俯下周围的同学都屏息看着，目光中有同情，也有鼓励。当他终于勉强做完一百个，挣扎着站起时，浑身已被汗水和尘土浸透，但胸膛却在剧烈起伏中，感受到一种超越极限后的奇异平静。
政治教育，是黄埔与旧式军校截然不同的灵魂。课堂就设在简陋的营房里，或者干脆就在大树下。教官们，既有像廖仲恺、周恩来(时任政治部主任)这样的革命家，也有来自苏联的顾问。他们讲授三民主义、建国方略，分析国际形势，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，阐述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，灌输“为什么要革命”、“为谁革命”的根本道理。
谢文渊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闻所未闻的言论。那些宏大的理论，与他一路南来的所见所闻——家乡的破败、逃难路上的惨状、地主家的压迫、军阀混战的创伤——一一印证。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，个人的苦难与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父亲当年资助革命的那种模糊的“大义”，在此刻变得具体而深刻。他不再是仅仅为了摆脱自身困境而来到这里，他是为了那个“使中国摆脱次殖民地地位，成为自由独立之国家”的宏大目标而学习、而训练。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