命”谢文渊喃喃道，眼前浮现出母亲咳血的面容，吴家管事狰狞的嘴脸，还有逃难路上那累累的白骨。一股混杂着痛苦与愤怒的情绪在他胸中翻涌。温和？改良？那些压在底层民众身上的大山，何曾给过温和的机会？
思想的激荡并非仅仅停留在私下交谈。在政治部的组织下，军校里常有辩论会和讨论会。议题往往极具争议性，如“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还是封建主义？”、“土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？”、“军队是否应该保持政治中立？”等等。
谢文渊曾亲眼目睹一场关于“中国革命前途”的激烈辩论。一方同学引经据典，论证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道，强调国民革命的全民性，反对过于激进的接机斗争；另一方则慷慨陈词，以大量农村凋敝、工人受苦的事实为依据，指出不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，不实行土地革命，就不可能真正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，革命便有夭折的危险。
双方唇枪舌剑，引用的理论、列举的数据，许多都超出了谢文渊的知识范围。他坐在台下，如同一个闯入巨人国度的侏儒，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。他发现自己过去那种基于个人遭遇和朴素情感的“革命”认知，是多么的片面和苍白。革命，不仅仅是拿起枪杆子，它背后是无比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矛盾、阶级关系和理论斗争。
这种思想上的分裂，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的训练和生活。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之间，虽表面上仍维持着同窗之谊，但私下里的疏离感、甚至偶尔因观点不合而引发的争执，也时有发生。谢文渊性格内敛，不喜争辩，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。他既被工产主义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所吸引，又对其中激烈的反传统和接机斗争学说感到本能的迟疑；他认同三民主义中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的目标，却又觉得其某些部分在面对中国积重难返的沉疴时，似乎显得有些无力。
这种精神上的撕扯和求索，比任何体能训练都更消耗心力。他常常在深夜无法入睡，望着窗外长洲岛稀疏的星斗，思绪万千。父亲谢明远若在世，会如何看待这些纷繁复杂的主义？他会选择哪一条路？母亲只期望他“活下去”、“堂堂正正”，可在这大时代里，究竟怎样才算“堂堂正正”？是忠于某一个党派，还是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对国家前途的判断？
他唯一能确定的是，那个只知圣贤书、只晓个人恩怨的旧我，正在这思潮的激荡中加速瓦解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切能接触到的书籍和文章，无论是三民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