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府后院堂屋，刚吃完午饭的李言茶杯泡枸杞，独自一人坐在堂屋中的太师椅上喝茶休息。
跟上午一样。
下午李言同样不空闲。
他身上还兼着第十三督查区行政督查专员这一政府职务，民生方面的问题李言目前来不及关心，他只准备兑换点高产粮食种子，分发给四县农户。
如小麦、小米、玉米、大豆等等。
当然！
种子虽然免费。
但皇粮国税可免不了！
民国时期各省的粮食产量并不高。
以山东为例，据山东省政府民政厅统计，去年山东小麦平均亩产120斤、小米平均亩产150斤、高粱平均亩产180斤、玉米平均亩产160斤、大豆平均亩产90斤、红薯平均亩产540斤、水稻平均亩产260斤。
山东的农业模式依旧处于刀耕火种状态，水平较为原始，缺乏现代农业科技，良种、化肥、农药、农用机械几乎为零，完全看天吃饭，一旦发生水灾、旱灾、蝗灾等灾害，农户们没有抗灾能力，常常颗粒无收。
李言的想法其实挺简单，即便农户的种植技术不够精细，没有任何化肥，全靠绿色天然肥。
不过凭借高产种子的优良性，在亩产较低的情况下将每类粮食作物的产量提升50%，问题不大。
打个比方来说，一个六口之家的全年粮食收成是2000斤，需缴纳农业税80斤，现在免费种植高产农作物，粮食收成可达3000斤，交500斤粮过分么？
民国时期的农业税沿袭前清，税收约为粮食总收成的4%，这属于正税，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国税。
再往下还有地方省县两级政府摊派的附加税，如教育税、水利税、养路税、治安税、建设税等等，这些附加摊派税种类繁多，往往是国税的几倍甚至十倍。
三十年代初期，四川军阀混战，不少军阀直接将税收预征到2025年，简直比鹅城的黄四郎还狠。
这年头真正压垮农民的不是国税田赋，而是地方政府的摊捐杂税，以及地主老爷的沉重地租。
民国时期尚未实行土改，不是人人都有一块地，没有地的佃农和半自耕农数量最多，他们除了要承担国税与杂税，还要向地主老爷缴纳比例惊人的地租。
辛苦种植一整年，在地租和摊派杂税的压迫下，无地农民真正能到手的粮食不足总收成的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