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推进线
2028年6月初，哈尔滨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址建设工地旁，临时搭建的研究营地。
六月的哈尔滨，清晨依然带着寒意。林薇穿着实验室白大褂，外面套着厚厚的羽绒服，站在一排蓝色的临时板房前。她的团队——包括基因遗传学家、历史学者、档案专家、法医人类学家以及心理援助医生——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周。
营地选址很有讲究，位于平房区原731部队本部遗址东南约三公里，既避开了核心遗址区(仍在考古挖掘)，又便于接触附近可能存在的受害者后代聚居区。营地周围拉着警戒线，有当地公安和文物部门的人员协助安保。
林薇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报告，眉头紧锁。报告来自团队中的日文档案专家小周，他负责梳理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、防卫省研究所档案室等机构，通过学术交换渠道获得的一批新解密(或半解密)的日军部队文件复印件。这些文件数量庞大，杂乱无章，多为部队调动、物资申请、日常报告，但偶尔会闪过令人不寒而栗的碎片。
“林老师，”小周顶着黑眼圈从板房里钻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，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抖，“您看这个昨晚我在交叉比对一批1940年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(即731部队对外伪装名称)的‘物资损耗报销清单’时，发现了几页夹在里面的、笔迹不同的手写记录残页，内容完全不一样。”
林薇接过平板。扫描件上的日文字迹潦草，用的是旧式日语假名和汉字混合，有些地方被污渍浸染。她快速浏览，心脏渐渐收紧。
残页一，开头写着“特别输送‘马路大’(maruta，原意为‘圆木’，731部队对活体实验受害者的蔑称)处置记录，昭和十五年(1940年)十一月”。下面是不完整的列表，记录了日期、编号(如“300号”、“301号”)、性别、年龄(从儿童到中年不等)、简单体貌特征(如“东北口音”、“体壮”)，以及最后一栏：“处置方式”。那一栏里，触目惊心地出现了“冻伤实验(限界测定)”、“减压实验(肺腑观测)”、“生体解剖(病原体分布确认)”等字样。
残页二，似乎是一份实验小结，提到了“在零下三十五度环境下，裸露肢体冻伤至组织坏死的时间，与风速、湿度之关系，已初步绘制曲线”，“用于测试的‘材料’(マテリアル)在处理前健康状况需稳定，否则数据偏差过大”。
残页三，最残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