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春霞临时肚子痛，她才帮忙顶的班。我就想知道，‘故事里’的那名法医，是如何精准预判到这一切的？他的计划难道不会因为这种突发情况而失败吗？如果当时上车的人不是张红菊，而是胡春霞，他会不会一并杀掉？”
这个问题触及了计划的风险性和执行者的道德底线。
听着叶默的问话，秦思明微微摇了摇头，语气变得有些深沉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如果杀了无辜的人，那法医不就和朱青扎布，还有那两名劫匪一样，成了滥杀无辜的恶魔了吗？这违背了他复仇的‘原则’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你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一切本身就在计算之内呢？或者说，即便胡春霞不主动提出换班，‘故事里的法医’也有办法让张红菊‘必须’在那天出现在那辆车上？”
他进一步解释道：“你都说了，这八个人，包括司机和售票员，他们都有‘不得不’去江红镇的‘绝对理由’，那就是剩下的四万块巨款！98年的五万块是什么概念？那是一笔能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巨款！足以让人冒着大雨、顶着狂风，甚至忽略一切小病小痛也必须去拿到手。在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，同事间临时换个小班，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？甚至，如果胡春霞不换，张红菊也可能主动要求换，就为了能准时去兑奖。所谓的‘肚子痛’，或许只是一个恰好发生的、被利用了的契机，但即使没有这个契机，也必然会有其他的契机确保张红菊上车。计划的容错率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高。”
听到这里，叶默终于明白了一切。
这个计划的冷酷、精密和对人性的利用，确实超乎寻常。
一切都和他推理的几乎一样，但执行过程中的这种冷静算计和细节把控，又让他感到一丝不寒而栗的“不真实感”。
于是，叶默最后确认道：“这八个人，他们彼此之间，都知道对方也中了奖的事情吗？”
“他们当然不知道。”秦思明肯定地回答：“就连当年大巴车上发生抢劫强奸那种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他们事后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，没有往外说过，怎么可能将自己中了五万块巨奖这种天大的好事说出去？他们都把车上的其他人当成了普通的同行乘客，根本就没想过，另外的七个人，竟然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怀揣着兑奖梦想、走向死亡陷阱的‘幸运儿’。”
这话语里带着一种巨大的讽刺。
闻言，叶默总结道：“意思是，王新龙分别让这八个人，在不同的时间里，在不同的地点，‘中了’价值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