厅，红木圆桌能坐二十人，今天却只坐了三个。小叔子苏明远嚼着南非鲍鱼，油汁顺着嘴角流到阿玛尼衬衫上：“嫂子，城西的分店该给我了吧？我儿子要去剑桥，总不能让他跟你似的，守着这破画廊当老姑娘。“他掏出份亲子鉴定摔在桌上，纸页溅了汤渍：“老爷子当年在苏州纳的外室，就是我妈。这画廊，有我一半！“
我握着银质筷套的手在抖，筷尖的鱼翅掉到桌上。婆婆在楼上佛堂念佛，木鱼声敲得心烦，每声都像打在我太阳穴上。二十年前她把我推进这桩婚事时就说：“苏家的女人要能忍，你看我忍了你公公三十年，不也过来了？“现在想来，忍字头上那把刀，早就顺着脊椎插进了心里——上个月体检，医生说我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开的药被婆婆扔进了垃圾桶：“我们苏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“
下午给纽约的女儿打电话，她的哭声透过听筒钻进来，混着钢琴走调的杂音：“妈，他又打我了，就因为我没陪那个收藏家喝威士忌。“我盯着钢琴上她小时候的照片，穿着白色纱裙弹致爱丽丝，奖杯上的光比现在亮多了。“忍忍，“我说，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“他能帮你在卡内基开独奏会。“这是当年婆婆教我的话，现在竟原封不动传给了女儿。挂了电话，发现珍珠项链的搭扣松了，珠子滚落在地毯上，一颗钻进沙发缝，像断了线的泪。
儿子发来邮件时，我正在给张大千的泼墨山水掸灰。附件是张合影，他和男友站在旧金山的彩虹旗游行队伍里，举着“爱无性别“的牌子。正文只有一行字：“妈，把静远斋过户给我，不然我就公开出柜。“我想起他十岁时躲在储藏室画画，画的猫咪有翅膀，他说“想当童话画家“，我却把画撕了：“艺术家养不活自己，学建筑！“现在他要的不是画廊，是里面的钱——上个月他男友的奢侈品店亏了三百万。
傍晚独自在私人美术馆看画，落地窗外的天色暗下来，张大千的泼墨山水在射灯下泛着幽光，墨色浓得像化不开的愁。储藏室的角落藏着幅油画，是我二十五岁时偷偷画的：穿粗布裙子的姑娘在田野里跑，辫子上绑着红绳，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。婆婆说“小家子气，丢苏家的脸“，把它锁了三十年，画框上的铜件都生了绿锈。我用袖口擦去玻璃上的灰，突然很想念扫街时的阳光，晒得皮肤发烫，却比这美术馆的暖气暖得多——至少那阳光想照哪里就照哪里，不用看谁的脸色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站在画廊的天井里。老管家在浇兰草，喷壶的水珠落在叶片上，亮得像碎钻。巷口传来环卫工的吆喝声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