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得锐利，“我们也要有办法。
不是简单粗暴地批斗，而是强化‘思想改造’。
比如，在工地上开办夜校、学习班，不是空谈大道理，而是结合治碱工程，让他们亲眼看看这盐碱地是如何让所有乡亲，包括他们自己，世代受苦的。
让他们理解，国家投入巨资治碱，是为了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。
如果这样还冥顽不化，并且有确凿破坏行为，那就坚决移交法办。
我们给出路，但绝不养痈遗患。”
陈朝阳最后看向王唯山，“唯山同志，我理解你的担忧。
但我想请问，是我们把这些人单纯地关起来批斗，更能体现无产阶级的威力，
还是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在炎炎烈日下，为我们改造山河的伟大工程流汗出力，
让他们用劳动来弥补过去的过错，更能显示我们改造世界、同时也改造人的伟大能力？”
他自问自答，声音传遍整个会议室：“对于这些人，我们的策略应该是‘管控使用，劳动改造，贡献脱敏’。
用他们的劳动，来偿还他们对人民欠下的债；
用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，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。
这难道不是比单纯把他们当成消极因素隔离起来，更符合我们无产阶级最根本、最长远的利益吗？”
“至于一个在治碱工程中立下大功、其思想与行动均已证明彻底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的前地主分子，是否应该获得一个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机会？
我们要把最终的评判权，交给实践，交给时间，交给创造了这一切奇迹的人民。”
陈朝阳关于“建设立功簿”和“劳动改造”的阐述，在会场内引发了更深的思索，但也触动了某些更为敏感的神经。
果然，一个更加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来自分管政法的省委委员李向东。
他面色严肃，甚至带着一丝凛然。
“朝阳同志，唯山同志，”李向东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淬了火的钢，
“我越听，心里的疑问就越大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深深的担忧。”
他目光如炬，直射陈朝阳：“你口口声声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’，强调‘劳动表现’，要给他们‘出路’和‘权利’。
那我倒要问问，对于那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、靠剥削起家的地主富农，我们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