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。前朝苛捐杂税繁多，层层盘剥，商人苦不堪言。新朝商税，可否定个明白章程，税率公允，一税之后，再无他扰？”
立刻有来自偏远州县的基层官员反驳：“商人逐利，富可敌国。如今百废待兴，国库空虚，军费、赈灾、官吏俸禄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若商税过低，这负担岂不又落到种田人头上？”
两边各执一词，引经据典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就连军费预算，也引发了争论。李定国代表军方要求保障军费，以巩固国防，清剿残敌。而管财政的柳明则愁眉苦脸地摊开账本，说着国库如何捉襟见肘，希望军队也能体谅。
会场里像开了锅的粥，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。向拯民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人并不急于压制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偶尔插话引导一下。他们知道，这是必然的过程，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，总比憋在心里好。
争吵持续了两天。到了第三天下午，会场的氛围明显有些疲惫和焦躁。有些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，但更多的问题悬而未决。这时，一直沉默聆听的向拯民缓缓站了起来。
他走到台前，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或激动、或焦虑、或迷茫的脸，声音沉稳而有力：“诸位，这两日，我听到了种田人要地的呼声，听到了商人要公平的诉求，听到了官员要经费的难处，也听到了将士要粮饷的急切。”“大家说的，都有道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因为我们站的位置不同，看到的、想到的自然也不同。种田人觉得地最重要，商人觉得路最重要，官员觉得稳定最重要，军人觉得安全最重要。可大家想过没有，对于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‘华夏’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”
会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望着他。“是团结！是共识！”向拯民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“我们聚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争个你输我赢，不是为了把自家的米缸填得最满！我们是为了找到一条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、并且能越活越好的路！”
“地，要分，但要分得公平，不能乱了章法，坏了生产！税，要收，但要收得明白，不能竭泽而渔，断了商路！军费，要保，但军队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，精打细算！”
“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拿捏？靠一个人、几个人的智慧够吗？”他向台下所有人发问，“不够！远远不够！所以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利益、共同商议决策的机构！”
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方案：“我提议，废除旧式一人独断或少数几人把持的内阁制，设立‘政务决策局’，实行集体领导！所有国家大事，由决策局成员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