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三年(1924年)的冬天，对于长洲岛而言，似乎来得格外凛冽。珠江口呼啸的北风，卷着咸腥的海汽和细碎的冰雨，抽打在营房斑驳的墙壁和学员们坚毅的脸庞上。与这日渐严寒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军校内部愈发炽热、凝练，甚至带着几分临战前肃杀的气氛。第一期学生的在校时间已进入倒计时，各种科目的训练强度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考核的频率也愈加密集，仿佛要在最后时刻，将这块经过初步锻造的“钢铁”再进行一次极致的淬火。
谢文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。昔日训练场上偶尔还能听到的抱怨声、嬉笑声，如今已近乎绝迹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专注的眼神、更加迅猛的动作和训练间隙更加深沉的沉默。每个人都知道，离开这座岛屿之后，等待他们的将不再是沙盘推演和模拟对抗，而是真枪实弹、你死我活的战场。
战术综合演练成为了日常的重头戏。演练的想定情况愈发复杂和残酷，常常模拟北伐可能遭遇的各类极端情境：在“敌军”优势火力压制下的阵地防御，于陌生地域遭遇伏击时的应急反应，夜间长途奔袭后的立即投入进攻，甚至包括指挥系统被“摧毁”后，基层军官如何独立指挥残部突围或坚持作战。
在一次大规模的野外实兵对抗演习中，谢文渊所在的连队奉命担任预备队。战斗进行至白热化时，“敌”军突然投入了一支“精锐分队”(由教官和部分表现优异的二期入伍生扮演)，利用浓密树林的掩护，对“我方”指挥所侧翼发起了迅猛的迂回突击。前线告急！
连长大吼着下令：“谢文渊排！立刻前出，堵住缺口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保护指挥所安全！”
“是！”谢文渊没有丝毫犹豫，嘶哑着喉咙应道，转身对着全排弟兄，目光如电，“全体都有！检查武器(虽是空枪和教练弹，但动作要求完全实战化)！跟我上！”
他不再是一个仅仅听从命令的士兵，也不再是初次代理指挥时那个略带紧张的学员。数月来的淬炼，无数次战术推演的积淀，以及内心深处那股为家国复仇、为理想而战的强大信念，在此刻汇聚成一种近乎本能的指挥直觉。他迅速判断出“敌”突击分队的主攻方向和可能的薄弱环节，没有选择正面硬撼，而是果断下令：
“一班！抢占左侧那个制高点，用火力压制敌人冲锋队形！”
“二班、三班！随我从右翼那片洼地穿插过去，打他们的腰眼！动作要快，要狠！”
命令清晰，分工明确。他亲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