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，历史上晋八大商之首的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贾，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。
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：“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，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。曰：王登库、靳良玉、范永斗、王大宇、梁家宾、田生兰、翟堂、黄永发，自本朝龙兴辽左，遣人来口市易者，皆此八家主之。”
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清朝定鼎后，顺治帝没忘了八大商家的好处，在紫禁城设宴款待，赐给服饰，封为皇商。
设宴款待在顺治朝实录里面没有记载，后世存疑，但其中为首的范永斗，被命主持贸易事务，“赐产张家口为世业”，其余七家各有封赏，这点是基本确定的。
那是历史上一百多年后的事情，倒也不见得就要把现在的这群晋商定为汉奸，但范氏还真的不同。
早在明朝初年，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人做生意了，历经七代，这才能传到范永斗手上时，成为张家口之地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，时人称其“贾于边城，以信义著”。
讲白了，这份有口皆碑，是祖上一辈辈和外族人做生意积攒下来的，于当地可谓手眼通天，神通广大。
对商人而言，没有什么民族国家的概念，资本无国界，赚钱就是硬道理，但任何以农耕为基础的百姓与国家，对待此等资敌行径，都是极为痛恨的。
海玥最初对于士农工商的划分，还有疑虑，可后来经历了种种事情后，愈发觉得前三者不说，但农耕国家商贾排在最后，是绝对有必要的举措。
大明与蒙古厮杀，将士百姓不知道死伤了多少，范家倒是从中大发横财，世代积累，相比起阴谋论，范家在史料里可是清晰记载，与女真族统治阶层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，时值清军入关，范家经常出入关内外，为清军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。
后来雍正七年，清廷还赐给了范永斗的孙子范毓馪职太仆寺卿，用二品服，成为了进入清史稿的唯一商人。
现在范家自然远没有那般发达，可若说白莲教出关建立据点，谁能第一时刻为他们提供物资货物的，张家口的范家还真是不二人选。
再结合燕修那时对于三垣堂的概括——
“天市垣提供财源，据说盐商巨贾、运河漕运乃至与外藩的贸易，都有参与，连蒙古草原上的商路，他们都敢做，为的就是源源不断地获取财富”
一切倒是串起来了。